中国留学生数量下降正对美国高校和地方社区产生深远影响。根据国际教育协会（IIE）发布的《Open Doors》报告，2023/24学年，美国高校接待国际学生总数达到1,126,690人，同比增长约6%，创历史新高。然而，来源国结构发生显著变化：印度学生人数激增至331,602人，首次超过中国，成为最大国际生源国；中国学生人数则下降至277,398人，较前一年下降约8%，为近十年最低水平。这种分化反映了申请者选择的变化，同时与政策环境和全球教育市场竞争加剧密切相关。
签证政策收紧被认为是中国学生人数下降的核心因素。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（MPI）的研究显示，2023年中国学生F-1签证拒签率高达36%，远高于印度的约15%。与此同时，签证审批时间从2020年的平均45天延长至2023年的90天以上。审批不确定性增加，加上针对工程、计算机科学等敏感学科的严格安全审查，使得许多中国家庭选择将留学目的地转向加拿大、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。这些国家通过快速签证通道和移民激励吸引人才，例如英国的“研究生工作签证”允许毕业后留英工作两年，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提供类似路径。MPI估算，约40%的中国申请者因签证问题选择了其他国家。
美国高校内部的分化同样明显。顶尖研究型大学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因品牌效应和资源优势，国际生入学人数同比增长约10%，中国学生仍占重要比例。然而，中小型区域性高校和中西部州立大学则面临招生压力，国际生人数平均下降15%至30%，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少数精英机构集中。
在地方层面，中国学生数量的减少对中小城镇高校及其社区产生了明显冲击。国际学生通常支付全额学费，是高校重要收入来源。《Inside Higher Education》报道，克利夫兰州立大学2024-2025学年国际生人数预计减少579人，导致约1,150万美元的学费缺口，占年度预算近10%。尼亚加拉大学和中密歇根大学也报告国际生人数下降35%至40%，影响课程设置和教职岗位的稳定性。NAFSA估算，每减少1,000名国际学生，可能导致高校直接裁员50至100人，间接影响周边就业200至300人。
地方经济的连锁效应尤为明显。《卫报》报道，在俄亥俄州牛津（Miami University所在地），国际学生从2019年的近3,000人骤减至2023年的不足800人，导致出租市场空置率升至30%，餐饮和零售消费下降约15%。NAFSA研究显示，国际学生的学费和生活支出每1美元可带动周边经济约3美元的间接消费。在依赖单一经济支柱的小城镇，学生减少不仅造成短期现金流压力，还削弱社区长期活力，多元文化活动和国际餐饮商铺明显减少。
科研生态也受到影响。中国学生在美国STEM领域研究生中占约35%，在计算机科学、工程和数学等领域贡献突出。国际学生的减少削弱了研究团队的人力供给和项目多样性。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工程学院报告，2024年研究生实验室因国际生减少面临约20%的岗位空缺，部分项目被迫推迟。长期来看，这可能影响美国在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的创新速度，尤其在中美科技竞争加剧的背景下。
尽管整体数量下降，中国学生仍集中在部分顶尖高校，例如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，主要分布在工程、计算机科学和商科领域。而中小型高校和中西部、南部小城镇高校则受到冲击最大。观察者认为，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和分布变化，不仅影响高校经济，也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文化生态。未来，美国高校需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，建立更加透明和稳定的国际教育环境，以维持在全球教育竞争中的吸引力。
